2019年7月6日至7月11日，由大学通识教育联盟、中国文化论坛、北京大学主办的 “第十一届全国通识教育核心课程讲习班”在北京大学理科教学楼108室举办。人文与艺术教研室张云博老师有幸受远景学院委派，参加了本次为期六天的大班学者讲授课与小班学员研讨课的学习工作。

一、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本次讲习班课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五位学者分别从经济学（姚洋教授）、法学（王涌教授）、科学技术（洪涛教授）、政治学（唐士其教授）、社会学（应星教授）五个领域讲述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姚洋教授

王涌教授

洪涛教授

唐士其教授

应星教授

姚洋教授指出，经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公理性假设是“人是理性的、自利的”，这意味着经济学把人简化为一种理想的原子状态，并没有真实还原历史情境。他以“博弈论”、“灵长类黑猩猩的政治活动”为例，说明经济学家对研究对象的判断依据和结论具有抽象性，这时经济学家需要借助政治学、社会学视角，才能使研究本身尽可能地反映出真实的情况。

王涌教授谈到，过度强调专业教育，法学与其它学问分离，更像一门纯粹的生计了，而且在法学院容易出现“三化”现象：知识法条化、思维线条化、意志面条化。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加剧，他在中国政法大学主导法学与通识教育融合：创办读书会（精读法学家的传记与经典文本），给学生直观的感染力与冲击力；参与制定江平民商法奖学金评选方法（综合考核知识、写作、论辩与演讲能力），真正选拔全面能力的学生；倡导法学方法论的教学，重视向西塞罗等思想家学习。

洪涛教授认为，在当今技术昌盛时代，通识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出，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降，将公民科学（非实用目的scientia）分为几何学和政治学，其中政治学培育认知自我与他人的一般教育，不同于单纯培育专业技艺的特殊教育。但是，西方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实用目的science）这种培养专业技艺的特殊教育日益强盛，反而戕害到了培育认知与反思自我的一般教育。因而，他借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指出通识教育在技术时代——“人心休眠期”——让我们保持对文明危机的惊恐。

唐士其教授以“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与人文”为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科学具有一种普遍性、不变性的理性特征，而人文具有个体性、可变化性，依赖经验、阅历的特征，而这两个特征都融合在政治学这门学科之中。所以，类比于政治学内部具有不变性（科学）与可变性（人文）两种不同特征相互交织相互缠绕现象，说明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很难完全分割。

应星教授以他和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在中国政法大学合作开设的“社会学方法论”课程为例，谈到社会学研究与史学、诗学、美学（绘画）、政治学（信件）、戏剧（相声）、小说（电影）等多领域知识相融合，激发了学生极大地学习兴趣与热情，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二、通识教育引导教育回到生活，注重经典阅读与经验感受相结合、碰撞与对话。

讲习班课程的第二部分，五位学者分别以近七个小时导读经典的方式，带领学员阅读、反思并回应：100年前“五四”时期几代学人梁启超（陈来教授）、康有为（吴飞教授）、顾颉刚（张京华教授）、梁漱溟（丁耘教授）、王国维（陈壁生教授）面对东西文化剧烈碰撞时，如何确认与唤醒中国文化自觉。

陈来教授

吴飞教授

张京华教授

丁耘教授

陈壁生教授

据陈来教授解读：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西方文明的强势介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不但前期大力提倡培育国民国家观念的“公德”（爱国、爱群、爱真理的新民），而且后期也注重培育“私德”（以王阳明、曾国藩为典范的自我德育修身），这是因为“私德”能巩固“公德”的基础且起到纠偏的功能。在陈老师看来，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要表达的是批判传统、破除旧道德（酒色财气），建立新道德（国家意识）并开新文化运动之先声。

据吴飞教授解读：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剧烈变革，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不同于众生平等的宗教（基督教、佛教）理想、趋利避苦的实用主义（霍布斯、洛克）人性观而构建出“宇宙观-生命观-人性观-历史观”的宏大哲学体系，并最终论证：必须废除婚姻、家庭等人伦制度，才能实现人间太平世。在吴老师看来，康有为系统阐释天下为公的这个理想，虽然具有哲学意义，但是不近人情，在历史实践中并不是一个可以实行的制度。

据张京华教授解读：依托五四思潮、创兴疑古派的顾颉刚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 古史辨>》中，自述如何深受清代姚际恒、崔东壁、宋代郑樵疑古思想的影响，与同时代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交流切磋中走上“古史辨”的。在张老师看来，顾先生历经晚清、北洋、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重历史境际之变而完成的此文，恰恰最应该接受他“疑古方法”的剖析，并被质疑“作假”！作为学者，顾先生一以贯之地坚持着“疑古”之路，其纯粹精神可赞；作为国民，在东三省被外敌入侵之际，仍坚持出版有伤国人民族情感的《古史辨》第三册，这就值得后人反思：疑古是不是真的“怀疑”精神？“怀疑”是过程，还是结论？

据丁耘教授解读：梁漱溟先生100年前求解中国文化前途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两书，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现代中国与世界关联问题极具启发性！在丁老师看来，梁先生虽未受中西学系统性训练，但仍迫切希望从整体上判断东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德先生与赛先生，且此判定至今都相当具有洞见性！就德先生而言，西方重团体与个人，轻家庭，而中国刚好相反；就赛先生而言，西方长于理智（计算式的利己之私）产生科学，而中国长于理性（物我不分的无私之思）孕育良知。

据陈碧生教授解读：面对西方文明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冲撞，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受西学影响而诞生的中国古史辨派对我国经史传统进行“爆破式”摧毁的双重打击，王国维先生力作《殷周制度论》，用当时新出土的殷人甲骨文卜辞与传统经书记载文献双重印证，推论出：中国两千多年文化的源头起于周孔时代，以“宗法、服术、庙制、同姓不婚”为代表的显性特征，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在陈老师看来，正是王国维先生100年前的此项工作，让今天的中国人有了文化自觉的意识，以及深入思考如何面对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复杂地位。

至此，回到通识教育这个主题。五位学者在以句读方式解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都依次谈到：如果局限于狭窄的专业学术训练领域，那么我们今天就很难再回到100年前五四运动的问题场域。而通识教育的意义与可能性，就在于跳出史学谈史学，对史学的研究融合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通过阅读经典文本，经典与经典呼应，经典阅读与经验感受相结合、碰撞与对话，从而看到学科内部看不到的问题。

小班研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小班研讨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小班研讨梁启超《新民说》

三、通识教育理念与课程建设，在拒斥精致的利己主义道路上，鼓励探索多种可能性。

 在本次讲习班的开幕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教授和大学通识教育联盟秘书长甘阳教授分别致欢迎辞。王校长认为，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国内国际上的大学教育实践，通识教育对以专业教育为主框架的大学教育起到了加强基础的作用。在他看来：现阶段我们对通识教育及其核心课程框架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而未必追求统一、一致的看法。经典文本的力量、经典文本的开放性，让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再对立，且让教育回到生活本身。甘阳教授认为，在当前精致的利己主义在大学校园有抬头倾向的背景下，通识教育探索如何在大学对与日俱增的功利性意识进行纠偏，不让优秀的人才变得平庸。

通过本次接受北京大学暑期讲习班的学习，并结合我校“信息产业商学院”的办校定位与远景学院创建“小型寄宿制文理学院”、“小型学术共同体”的目标，在笔者看来，远景学院可以借鉴中国政法大学王涌教授、清华大学应星教授在通识教育方面的多年努力成果，在三个方面进行尝试：其一，创办经典阅读社团。经典阅读书目的选择可以与学校专业特色结合起来，例如选择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传记与经典文本，通过阅读与讨论，直观地对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力与感染力。其二，积极尝试课程考核多样化，真正锻炼学生包括知识能力在内的写作、演讲与论辩等综合实践能力。其三，努力探索相对邻近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交叉课程建设，帮助学生搭建立体多维的学科知识结构，激发并吸引学生的求知欲。

我院学员感想获“通识联播”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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