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尘封数十年的侨批，一场始于愧疚、终于守护的“谎言”，为何能让素未谋面的观众集体落泪？近日，心理学教师杨晓玲与影视学教师赵静携手，在《应用心理学》课堂上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双师通识课程。课程围绕时下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侨批里的心理学：从‘情动’到‘共同体’为主题，带领同学们在光影与心理学的交汇处，跨学科视角重新理解“情”与“信”、“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深层关联。
一封“假”信，何以动“真”情？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南枝冒用已故好友“木生”之名，以书信和侨批默默守护其阿嬷数十年的故事。与常规煽情叙事不同，影片用克制的镜头、潮汕方言和大量生活细节，让观众在不自觉中“卷入”了一个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情感世界。
“我们明明知道这封信是‘假’的——写信的人不是木生，收信的人也被蒙在鼓里——可为什么我们还是哭了？”课堂伊始，杨老师抛出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迅速点燃了同学们的好奇心。
赵老师从“情动理论”切入，分析导演如何利用留白、声音设计与物件特写，将个体的丧失与坚守“翻译”为观众可感知的审美体验。“大家落泪的瞬间，往往不是角色在哭的时候，而是阿嬷打开铁盒、或者南枝问出‘咸猪肉好吃吗’这类看似平淡的时刻。”她解释道，“这正是电影‘转译’情感的能力——它用克制唤起了比煽情更深的共鸣。”
杨老师则从“共情机制”与“替代性创伤”的角度补充：观众在安全的观影距离中，通过镜像神经元的激活，与剧中人物建立了深度的心理链接。“我们不是在‘同情’阿嬷，而是在‘共情’她——我们仿佛也成了那个等待一封永远不会到来的信的人。”
侨批：一个“过渡性客体”如何构建情感共同体？
课程的核心线索，是电影中的关键物象——侨批。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华侨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凭证的合称。它“银信合一”，一封信内夹着银元，或信上注明汇款金额，由水客或侨批局一手送信、一手兑付。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侨批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在电报昂贵、电话未通的年代，它是华侨与家乡亲人唯一的精神联系，也是最主要的经济命脉。
杨老师引入“过渡性客体”理论，对这一物件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于阿嬷淑柔而言，每一封侨批不仅仅是钱和字，更是一个‘替代在场’的媒介。”她指出，书信作为一种物理存在——纸的触感、墨的气味、手写的字迹——在物理缺席的情况下，维持了心理上的“在场感”。“这就是为什么阿嬷会反复打开铁盒、反复摩挲那些信。信不仅是信息，它本身就是关系的物质化凝结。”
赵老师则从叙事结构角度分析：导演刻意隐藏南枝的面孔与视角，强化了侨批作为“唯一连接”的神圣性。“侨批在电影中承担了三重叙事功能——它是情节推进的工具（揭开真相的线索），是情感投射的对象（阿嬷的精神支柱），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连接潮汕与南洋、个体与家国）。”
没有血缘的托举：陌生人如何成为“自己人”？
课堂的第二个核心议题，围绕“非血亲情感共同体”展开。南枝与阿嬷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却凭借数十年的书信与汇款，构筑了比许多真实家庭更牢固的情感纽带。
“这在心理学上并不反常。”杨老师指出，持续的关怀行为、稳定的“准社会交往”体验，甚至可以反向塑造依恋关系。“信”作为一种延迟满足的媒介，反而比即时通讯更能沉淀情感。“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承诺-一致性’原则——一旦你开始为一个人做一件事，你就会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你与这个人的连接也会越来越深。”
在课堂辩论环节中，有同学提问：“如果南枝的真实身份一开始就被揭穿，阿嬷还会相信他吗？”这一问题引发了关于“真诚”与“真实”之间关系的热烈讨论。赵老师从叙事伦理角度回应：“电影的魅力恰恰在于，它让我们看到，情感共同体的建立不一定基于‘事实’，而更基于‘持续的行动’与‘被感知的善意’。”
从侨批到家国：一张信纸如何承载记忆的重量？
课堂最后，两位老师将讨论从个体情感引向文化记忆与社会认同，现场展示了真实的侨批档案图片——泛黄的纸页上，歪斜的汉字、夹杂的潮汕方言、对故土风物的反复叮咛，让在场不少学生动容。
杨老师此时引入“文化记忆”理论，分析手写字迹、方言称谓如何作为情感载体，维持跨越地理阻隔的心理联结。“每一封侨批背后，都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一段历史。当我们在课堂上共同观看这些档案时，我们正在参与一个更大范围内‘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这个共同体不仅包括在座的我们，还包括那些已经逝去的写信人、读信人、等待信的人。”
赵老师则总结道：“电影本身也是一种‘媒介’。它让我们这些从未经历过侨批时代的人，也能在90分钟内，共享一段不属于自己的记忆——这就是‘情动’到‘共同体’最动人的路径。”
本次双师通识课程围绕“侨批里的心理学”这一命题，希望引导同学们可以看见：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并不依赖于血缘、地缘或共同的经历，而依赖于持续的关怀、克制的表达、以及愿意为他人停留的那份心意。
撰稿：杨晓玲
摄影：郝晓菁
